葉慶華神父訪問記

今期要介紹的教授，是哲學部的葉慶華神父。葉神父不久前自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隨即於暑假回港，九月開始在學院授課。

編：正式訪問前，先為大家介紹一下葉慶華神父。葉神父乃教區神父，數年前曾在學院任教，後來離開香港，到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修讀哲學博士學位。最近完成其博士課程，拿到博士學位，重回學院，繼續在哲學部任教。所以同學的福氣可謂不少。今次訪問的內容包括幾方面，我們會請葉神父談談他的研究領域，這幾年的留學經驗，及回來後的感受等。

編：葉神父，恭喜您順利完成論文，得到博士學位。知道您要備課很忙，卻仍然答應接受學院通訊的訪問。所以，歡迎您之外，更是衷心多謝您。

葉：不用客氣。

編：葉神父，您可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論文？我想這應該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事。

葉：當然可以，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當代一位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一部著作，即他於一九九零年出版的《自我作為他者》(One Self as Another)一書，嘗試分析書中形上學和倫理學之間的關係。形上學和倫理學的關係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徵得指導教授同意，我選了利科這本書作研究對象。易言之，我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一本書。

可能大家對利科不太熟悉，他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現年八十九歲(一九一三年出生)。在比利時研究期間，我曾於一九九九年六月親自前往拜訪他。那次探訪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和他討論我自己對他這本書的理解及詮釋，聽取他的意見。

在多方面都獲得他的肯定後，我便動筆寫我的論文。至於選擇這題目的理由，則不得不提及修讀碩士課程時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教授。我當時曾向這位教授請教，若繼續修讀博士學位的話，就形上學與倫理學的關係而言，那一位哲學家的作品，會較適合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材？這位教授給我的意見是利科。

其實利科當時對我來說，也相當陌生。拿到碩士學位後回到香港，逗留了兩年。在這段日子中，我看了一些利科的著作，之後和教區商量有關繼續修讀博士學位的事，教區接納了我的提議。

編：葉神父可否給我們介紹一下《自我作為他者》這書的內容？

葉：《自我作為他者》這部書於一九九零年出版，隨即被譯成英文。利科此書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自我詮釋(hermeneutics of the self)，即研究人如何認識自我。對二十世紀的哲學界來說，「存在」可以說是個非常熱門的主題。而利科寫此書，正是要證明，若我要了解「存在」，應該以我對我自己的存在為起點。於是他開始問，如果說我是一個自我。那麼，這個自我如何向自己呈現呢？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利科於是選擇以現象學為基礎的方法，把語言作為最先的研究媒介，然後順序分解：在說話時，說話的自我是怎樣出現的呢？在行動時，行動的自我是怎樣出現的呢？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自我是怎樣出現的呢？最後，道德的自我又是怎樣出現的呢？利科從以上四個不同層面看自我。最後我們會從這幾種行動中發現一些形上學的要求。

《自我作為他者》全書分成十章，第一至第九章分析如何從不同的行動中看自我，第十章解釋前面九章所說的不同行動中的自我內，有關形上學的問題。利科從古希臘的兩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中尋找資源。利科認為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為他的倫理學提供一個穩固的形上學基礎，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其實是其物理學的伸延，基本上是處理物理世界的事，作為道德倫理學的基礎，則有所不足。所以利科認為，應該重新理解里士多德，及加入新的元素。

另一方面，利科也受到勒維納斯(Levinas)的影響。勒維納斯對二十世紀的倫理學有很大的貢獻，其中一點是他重新解釋柏拉圖的兩個觀念：「同一」和「他者」(“The Same” and “The Other”)。利科這本書可以說是對勒維納斯的一種回應。簡單來說，勒維納斯反對形上學，他認為倫理學才是第一哲學。因此，利科希望透過《自我作為他者》這本書，重新提出一套可以建立倫理學的形上學基礎。我們可以從前面有關他曾說過的，比方狹義說的行動、述事及道德行動這一切，都是以道德行動為高峰。如果我們要了解自我，應該逐層逐層的了解，每一層都較前一層複雜，因此所出現的自我，也越來越完整。易言之，說話的自我是較為簡單，行動中的自我已較說話的自我豐富，述事中的自我又更為豐富，最後，道德自我涵蓋了前面的三個自我。說明了所有行動皆以道德行動為終向。即是說，在道德行動中，可以看到更豐富及完全的自我。所以對利科來說，人學是整個建立於形上學之內。易言之，利科要證明一件事：倫理學在本質上，有形上學的訴求。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大體上我認同利科的思想。但也有些地方我並不滿意。因為我覺得他仍然停留在現象學的階段，欠缺思辨式的形上學。

編：葉神父剛才有關您的博士論文的內容的介紹，令人對利科這位法國哲學家及《自我作為他者》一書產生莫大興趣。我個人對利科沒有深入研究過，但聽您的講解，想到利科從道德行動中找尋自我的見解，而您又在歐洲生活了幾年，這些經驗有沒有給您帶來一些特別的反省？我這樣問，因為近年香港發生了一些事，令社會產生很大的迴響，香港人開始思考教育是否只為灌輸知識？還是應該知識和道德教育兼備？葉神父在您的研究過程中，有否思考過這一類問題？

葉：首先，非常慚愧，我在老魯汶唸書，而老魯汶屬荷蘭語區。但我們在國際課程(International Programme)裡的學生上課用英語，所以住了這麼多年，我對荷語仍是一竅不通，結果是對當地所發生的事也所知有限。這幾年的留學生涯基本上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唸書一事上，現在想起來，真的有點遺憾。無奈在魯汶的時間有限，根本便騰不出時間學荷語。所以一些當地的大新聞，我都是靠閱讀當地的法文報章，或透過互聯網，從香港的南華早報上看歐洲的新聞。

編：不知這些新聞是否給您帶來某些感受？

葉：有的，尤其是歐洲社會在倫理學上的反思，特別是在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亞所發生的事，為歐洲帶來非常大的震撼。當地人常討論這些事。一般來說，歐洲人對社會正義、人權、遺傳工程學等問題比較關注。這些事件使得歐洲人對倫理學的興趣越加濃厚。因此，當地學術界成立了很多專門研究倫理學的學術中心。例如魯汶大學在九十年代初，就設立了一個專門研究倫理學的學院。此外，很多以倫理學為主的學報也開始面世，這些都是歐洲近年的新現象。

編：葉神父以前曾在學院任教過一段時間，離港數年後現在重回舊地，再執教鞭，感覺如何？

葉：談到做教授，我是晚輩，自己一直覺得在學院任教是一份使命。眼見學院的教授裡，多位前輩已退休，例如白禮達神父。另一方面，卻又看到很多晚輩承接前輩留下的工作。所以，這可以說是個交接的時刻。對於這些前輩昔日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如何為學院默默地耕耘，我除了向他們衷心致敬外，也激勵自己要加倍努力做事，免得辜負了他們一番苦心。學生方面，比起往日，現在人數顯著增加了很多，他們在聽課時的專心，也相當令人欣喜。說到設施，回來後發現學院增添了很多先進器材，這不論對教授或同學，都有一定的好處。
編：多謝葉神父接受我們的訪問，在結束今次的談話之前，請葉神父給同學講幾句話。

葉：希望各位同學嘗試在哲學方面作出努力，因為我們哲學部實在需要有更多人投入服務。在一些人力資源及物資較為豐富的大學裡，每一科都有專門的教授。相對來說，我們學院的教授則很多時都要跨科授課。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在哲學上用功鑽研，以便日後學成後，回到學院服務。

編：再多謝葉神父這次的談話，並祝您工作愉快。

葉：不用客氣，多謝大家。